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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介下的言论表达以言说者为核心，言说者在知识储备、资源占有等方面的优势决定了言论的影响力，因此形成言论表达的卖方市场。

三是加强团结，通过统一战线凝聚各政治力量和各社会阶层，以便更有效地完成执政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上述复杂历程表明，要理性认识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清晰认知其背后所欲实践的意图和目的，就必须将党的领导规范置于宪法变迁的历史中进行综合考察。

当然，借助党的历史功绩证成其执政正当性的逻辑，亦可用于相反方向的推论，即历史上的失误也会相应减损乃至否定此种正当性。除了强化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证明外，在宪法规范层面进一步明确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也能够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乃至党的组织机构体制化于国家政权提供根本法上的依据。尤其是，将党的领导规定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之后，并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为执政党全面领导国家和社会提供了最直接的规范依据。此般修改的主要考虑是：宪法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角度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规定，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依此逻辑，若破坏党的领导的行为符合刑法上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亦可据此定罪处刑。

其一，宪法序言第5、6自然段中的党的领导，属于历史叙事中的党的领导。为此，刑法第105条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分别作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构成要件。凡是与新宪法不符合的，要尽快地、主动地纠正，不要等人家提出来或者检举控告时才被动地改。

〔[42]〕  参见前注〔5〕，张春生主编书，第334页。〔[62]〕 当代中国的公权力结构不是西方的制衡模式，而是分工、制约基础上的协调模式。〔[53]〕  参见前注〔31〕，王沪宁主编书，第367页。〔[60]〕  参见前注〔15〕，吴邦国书，第187-188页。

以及李鹏所作的1999、2000、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支持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修辞，而不是对宪法法律关系的准确描述。

政治法律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发展逻辑，也即，尽管政治法律文化最终是由社会物质活动条件决定的，但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被决定过程，而是与现实社会交互作用的复杂的过程。本文认为，人大实行支持型监督的宪制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体可从国家权力结构模式和党的领导这两个方面来分析。〔[80]〕 进而，在讨论党对国家机关进行协调的问题时，党无疑要发挥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但总揽应当是在保证国家机关权力独立前提下的总揽，协调应当是在维护国家权力监督制约基础上的协调。从文化层面分析，支持型监督理念的背后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影响，它倾向于主张人大慎用少用撤销、质询这类硬性的监督方式。

共识形成了，问题纠正了，那么，是谁来纠正的就不重要了。〔[78]〕1999年讲的在监督中体现支持与2018年讲的寓支持于监督之中，虽然初看差不多，但味道已变——关注的重点从支持落到了监督上。〔[69]〕 党总揽全局，是指党要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党协调各方，其政治宪法学意义至少有：第一，最大限度凝聚国家与社会在价值问题以及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共识。

〔[54]〕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理念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是政治法律生活领域的关系，具体来说是宪法关系。〔[28]〕  参见包刚升：《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9-280页。

〔[70]〕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人大立法、监督等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作出决策部署，提出明确要求。〔[72]〕 党协调各方，是指党要统筹协调好党与国家政权之间、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党和国家机关与政协、人民团体等的关系，概言之就是协调好国家公权力、社会公权力各个方面的关系，解决好这些关系中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使各方面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并且，由党来协调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以形成工作合力。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49]〕  参见前注〔1〕，沈春耀文，第126页。在人大的四种权力（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之中，这种支持属于立法权或者决定权的范畴。〔[22]〕  前注〔9〕，乔晓阳文。因为只有明确了人大对制定机关的督促程序，才能使启动撤销权具有刚性约束。

〔[91]〕包括但不限于：第一，审查规则公开。〔[73]〕反过来说，各个国家机关都要在党领导下，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来开展工作。

因此，虽然柔性纠正（制定机关自行纠正）具有法律依据，但它仅仅是刚性纠正（撤销）的前置环节，如果柔性纠正的手段不能很好实现有错必纠的话，那么，刚性的撤销手段就必须及时跟进。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工作。

〔[51]〕 违宪违法的文件和行为得以纠正、宪法法律权威得以维护，是人大监督工作的目的，至于是由被监督机关自行纠正，还是由人大作出处理，则属于手段问题。参见朱宁宁（记者）：《聚焦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关键问题》，载《法制日报》2018年10月16日第10版。

如下表： 1983-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关于人大监督理念的典型修辞 （二）区别两种含义的支持 但是，有关监督与支持的论述，需要细致地分析。法学家张晋藩先生就认为，和谐是中华法制文明的基本诉求。〔[12]〕十年之后，这种原理性论述再次出现——1999年工作报告将正确处理监督和支持的关系作为近些年监督工作的经验之一予以专门论述，指出：在监督工作中，常委会注意把监督和支持结合起来，在监督中体现支持。因此，推动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发展，不是简单地靠社会经济发展就能实现的，也不是靠推行某种所谓先进的政治法律理论就能达到的，而是在以经济发展状况为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伦理、哲学等各种社会理论在内的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中发展的。

例如，制定机关拖延推诿的，视情况予以曝光。〔[57]〕乔石说：监督的目的是希望把工作搞好。

但是不是人大在立法监督中依法撤销违宪违法的法规，或者人大在工作监督中依法采取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甚至就有关问题作出决议，就有损高效运转了呢？显然不是。强化监督公开，有利于形成警示和威慑，有利于增强监督实效，有利于赢得民心。

2015年修改立法法时就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制定机关按照人大所提意见对法规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的，审查终止。〔[48]〕尽管当时法学界以孙志刚事件为教训，严厉指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存在着与宪法关于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以及与行政处罚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立法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相抵触的问题，但从吴邦国的上述批语可以看出，人大方面并不认为法规违宪违法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执行中的问题，因此建议国务院研究、纠正。

如果制定机关自行修改或者废止了系争文件，则人大常委会就不能、也没有必要对系争文件的违宪违法的正式判断。没有面子，就无法‘面对。法工委主任梁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在督办函限期内还不纠正的，后面还有实地督查、约谈，或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动用撤销权，对违法文件进行撤销。〔[74]〕  参见[美]弗兰克·古德诺：《政治与行政——政府之研究》，丰俊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109页。

周旺生教授早就指出，有效性原则是立法监督的一项基本原则，而有效性依赖于监督的强制性，要对违宪违法或丧失合理性的立法予以强制性否定。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开创性著作《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指出，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

如果撤销该法规，将导致在一定时期内出现无法规可依的问题。甚至，地方政府规章对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备案审查的规定，也都设计了在撤销之前，先由审查机构建议（或责令）制定机关自行纠正这一前置程序。

我们的人大同政府的根本任务、根本目标是一致的，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56]〕  王汉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